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色,骈文为何能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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骈文在古代长期存在,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写作者个人的审美爱好?或是某一个朝代或时代的审美需要使然?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从骈文这一写作方式的产生渊源探讨原因。而骈偶现象一直伴随中国书面文学发展,成熟的骈文也延续了漫长的岁月,应该更有内在的制度性原因。我以为,骈文的语言仪式感和文体话语权是被忽略的因素。 图片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明代唐寅《落霞孤鹜图》。资料图片 骈文是中国言文分离的书面表述系统的产物,书面写作脱离记录口语表述,可以文其言以修饰美化,让文辞整齐而有节奏。这样整齐有规律的语言方式在书面文本表达发展过程中成了最后的共同选择。特别是古代文本书写不使用标点符号,语言表述具有的规律性的节奏方式和停顿方式就成了天然的音韵句读标识,只要有写作经验和阅读语感者自然会掌握文章的句读停顿。当骈体越来越规范为以四六句为主后,社会使用骈体就慢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模式,骈文文体就逐渐具有了强势话语的制度性地位。骈体在公文和公共交往中的书面写作方式中就成了人们书面交流时默认的共同话语表达方式,而且成了一种话语仪轨,成为具有语言仪式感的文体,所有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以及公文制度都接受认可了,这样就在书面写作系统中成了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写作文体。 骈文由于节奏而具有了仪式感,这样就助推了骈文的发展和兴盛。比如说四言句由两个二字节奏顿组成,节奏均衡,铿锵有力,最具有庄严感、神圣感,也成了骈文的基本句式。从《尚书》开始,除了叙述性的表述外,先哲先贤的言辞多用四字句。从此官方文书多用四言句成为基本规则,如《虞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为什么呢?因为四言句只有两个节奏顿,由两个双音节的词组成,语气非常均衡,体现了平衡对称的古典原则,比较适合体现威严的秩序,所以历代的朝廷文书多用四字句,以体现神圣庄严之感。在祭祀类的颂文里,也多用对偶的四言句,也是因为更能体现祭祀神灵的庄严神圣之感。朝廷的文书也要营造庄严的仪式感,这样骈体成了宫廷文体的基本模式。所以,刘勰论“颂赞”一体说:“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四言句短,节奏明快,易记易诵。骈文的六字句也是具有节奏的平衡和均等声韵效果。刘勰《文心雕龙》论“笔句”云:“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说的“字有条数”就是文辞规整有定数的特点,“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正是说出了四六句法的音韵特点。“密”是说句子紧凑,但语气又不急促,“格”是说有一定规格定制,但又不长。四六句不短不长,长短结合,交互使用,温文尔雅。这揭示了六朝以后骈文四六句成为文章仪轨的音韵上的原因。所以四六句的形成不是以前所认为和否定的简单的形式主义产物,而是这一文体文辞语言具有庄严的仪式感使然。它是伴随汉代帝制仪式文化强化以后上层社会书面书写文体模式化逐渐成熟的语言文体符号。中华文化传统是礼义之邦。这种礼义是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礼敬关系仪式化。凡是重要的场合都极重视仪式感的仪轨。这种礼义与音乐结合成就了中国礼乐文明。这种礼义与书面写作结合就成就了四六骈体文辞。而这种文辞不是视觉上的阅读接受,而是听觉上的诵读接受,诵读就需要音韵谐美。以四六句为主的骈文就成了必然的产物。 汉代以后随着官方文书体制逐渐规范化,适应朝廷文书表达的文体模式慢慢形成写作规范和模式。骈体这种彰显帝制威严的庄严话语方式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具有了文体话语权。在汉代开始流行的连珠体就是骈体刚开始成为朝廷文书时文人练习写作的句子段落的练习文体。所以,当骈文成熟后,连珠这种片段的骈体就式微了。这正说明骈文的成熟与成为朝廷公牍写作模式是同步的。六朝时期,受朝廷公牍用骈体的影响,文人的其他公文和公共交往用文体也逐渐骈偶化。隋唐以后,随着选拔朝廷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而带来的科举试策用骈体和律赋用骈体,骈体又进一步影响文人的日常写作。骈体作为应试文章之文体方式,目的是了解举子是否具备写作朝廷公文及一般官方文书所需要的文体技巧。即便是后来提倡古文写作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也是熟悉骈体公文写作的。由于他们早已熟练使用骈体技巧,所以他们在古文写作中也有意识地使用骈句来加强节奏感,增加文气。可以说,文人用骈体是公文的必备写作技巧。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了一件司马光与骈体有关的轶事: 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上面谕公:“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公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取髙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趋出,上遣内臣至门,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谢,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怀中,不得已乃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2页) 这是司马光以不会写公文四六婉拒神宗擢其为翰林学士的故事。这说明宋代朝廷文书用骈体是最基本的制度性规范。这种写作技巧也是需要专门的人才的。历代朝廷文书都需要这种具有语言仪式感的文体,可以强化朝廷的庄严仪式感,一直到近代的官方文书都是用骈体写作。这就说明骈体具有的语言仪式感是骈文长期存在和兴盛的最重要原因。 从朝廷的公牍文书下行文的诏令到一般官员公文上行文的奏议章表都采用骈文,说明骈体的流行是因为朝廷公务语境的庄严仪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仪式感。我们从唐代最有影响的中唐“燕许大手笔”、陆贽,到晚唐以骈体写作代言公文做郑亚幕僚的李商隐,可以看出公文文书是骈文应用的大宗,也是古人作为作家存在的主要写作文体。从历代作家别集收录的大量公文来看,就不难理解会骈体写作是古代作家自认为兼济天下、很有立言成就感的作品。“文”在古代本来就是修饰的意思。这种修饰最具有难度、最具有文学成就感的就是骈文。而且骈体文书往往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记录国家重要的治国理政内容,所以作家极为珍视,会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 骈文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文体作为中国书面表达的话语方式,由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巨大,也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随着科举制度的影响,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文体传播到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并影响了他们国家的话语表述方式。日本不但收藏了大量骈文的总集,也有训练摹写骈文的示范书籍《文林良材》流行,也有本国的骈文作品总集。在朝鲜半岛也有四六文集的流行。在越南也有大量科举考试的骈文写作辅导书籍。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国力强大的时代,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话语表达也随着国家影响力而影响世界。骈文构建了代表中华文化话语权的文体模式,并产生了世界影响。这些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古代的话语方式也模仿并采用中华本土的话语方式,说明具有语言仪式感的骈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标志性话语文体。 在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自信也体现在文化交流中掌握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表现在思想和内容的引领上,也要在话语方式上更便捷,更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而作为对语言提炼最规整的语言方式,骈体是最好的选择。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圣贤经典名言多数是用四言或六言的对称句式构建,其简洁明快、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人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整体性观照。我们的官方文书不但可以借用骈体古语、先哲名言警句来表达新意,也应该尝试多用这种话语方式来提炼表达关键性核心话语,使表达的思想更简洁、更明朗,更容易传播和记忆。

散文是中国古代最早发生、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体形式之一,与诗并称为中国古代两大雅正体式。从先秦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到汉代的辞赋,六朝的骈文,唐宋的古文,明代的八股文,清朝的骈、散之争,散文无论是在语言表达、文体形式,还是审美内涵和文体功用上,都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如果说,中国古代诗歌是由实用逐渐走向审美,更多地表现主体情性,倾向于成为纯文学,那么,古代散文则始终徘徊于实用和审美之间,承载着“文以载道”的创作宗旨,成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杂文学”。 兼具审美维度与实用维度 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质突出表现在:散文在追求形式美的同时,始终没有脱离实用之域。从字源学而言,“文章”二字与形式美有着密切的关联。《周礼·冬官考工记》云:“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释名·释言语》云:“文也,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文章”最初被训为文饰与错杂,是对文字的雕饰。《文心雕龙·原道》从天文、地文、动物文、植物文推及人文、文章,认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文章具形式美是符合“自然之道”的。古人以雕缛成体,极重对语言形式美的追求,这在骈文体式对声韵、偶对、典事、藻采的讲究中达到了极致。虽然唐宋古文运动打破了骈文形式的束缚,但许多古文家运骈于散,自觉吸收骈文体式之优长,追寻辞章美仍是散文的重要特征之一。从实用维度而言,先秦散文就已与哲学、政治、历史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以后,散文虽从经、子、史类中独立出来成为“文章”,但无论是碑志文、议论文、公牍文,还是书牍文、哀祭文等都有着直接的功用目的,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唐宋散文家复兴秦汉古文,倡导“文以明道”,散文被赋予经纬天地人伦之道、维系世道人心的崇高使命,即使是关乎亭台楼阁、花鸟鱼虫的山水小品,也往往被赋予隐微的人生含义。清代桐城派散文推崇“义理、考据、辞章”,将文统与道统高度合一,散文再度被纳入儒家道统。 散文的“杂文学”性使其审美性显得不够纯粹,但这正是古代散文的民族特性所在,散文表现出关注社会政治和现实人生的审美品格。现代意义上的“散文”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更强调自由抒写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范围较古代散文概念大大缩小。但若仅用现代纯文学观念观照古代散文,就可能割裂其完整形态,忽略许多重要的散文体式,诸如章、表、奏、议之类的公牍文,颂、赞、祝、封禅之类的祭祀文,铭、诔、碑、吊之类的哀悼文,书信体之类的书牍文,都被归入应用文体,不再属于文学,基本上不在现代散文史书写者的关注范围之内。虽然这些散文体式多是与封建政治相关的类型,且今人很少使用了,但它们承载着其时代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内涵,且极追求语言的声韵藻采,是文人游走于现实政治与艺术审美之间的文字表征,也是古代文人常作的正宗散文体式。今天对散文史的书写,应返回中国古代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对古代散文原生态的完整把握中揭示其文化内涵和审美意蕴,如此才能真正触摸到具有中华民族文化底蕴的古代散文形态的特质。 文体类型众多的杂文学 中国古代散文的民族特质还表现在:古代散文是种类众多的文体形式,这也是散文作为杂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散文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政治、伦理、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有众多的表现领域。特定的散文体式被施用于特定场合,面对特定群体,表现特定内容,实现特定目的。如颂、赞最初为宗庙祭祀场合中的告神之语,用以颂赞祖先功德;祝为人们向神祇祷祝,以求福佑之辞;盟是诸侯结盟时向神祝告的盟誓之辞;铭、箴则是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道德警戒和规劝之语;诔、碑是在丧祭仪式中记死者事迹和寄托哀思的文辞;章、表、奏、议是臣子向皇帝敷奏、陈请、辞让、谢恩之类的言辞,也是文臣炫耀文才的文体;诏、策、制、敕则是帝王发布的文书,显示王言之浩大渊深。它们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特点,但各自具有相对稳定的语言表达模式,从而形成了散文的不同种类。 古代文人很早就有自觉的文体意识,十分重视散文写作体制。“文辞以体制为先”,不同的散文体式有不同的体制规范、语体要求和风格特点,这是文人写作时要仔细揣摩的。许多文人在写作某体之前,常撰序论其特征,如西晋傅玄作《七谟序》追溯七体源流,又作《连珠序》论连珠的名称含义和体制特点,显示其对自己写作的文体体制有较为自觉的认知。对散文体制问题的关注还较早地体现在古人有关文体分类和文体辨析的论述中,这散见于总集序论和文论中。魏代曹丕《典论·论文》首开文体分类论,将“文”分为四科八体,“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论及奏、议、书、论、铭、诔、赋等散文类型。陆机分“文”十体,其中精要地论述了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诸散文文体的体制特点。《文心雕龙》“论文叙笔”二十篇,更是详尽论述了诗、乐府、骚、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三十四种文体的源流演化和体制特点,其中除诗、骚、乐府等外,绝大多数属于散文体式。中国古代总集,自西晋挚虞《文章流别集》、东晋李充《翰林》,到南朝萧统《文选》,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及徐师曾《文体明辨》等,大多以时代为序,按体编排,并附序论诸种文体的流变史,对诸体典范之作进行评论,便于学者揣摩。《文章流别集》和《翰林》均不存,据附属于总集的“序论”的辑佚文观,其中,《文章流别论》辨析的散文类型有颂、赋、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图谶等,《翰林论》辨析的散文类型有赞、表、驳、论、奏、盟、檄等诸体。《文选》分体三十七类,大部分为散文体式。至《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则将文章体制细分为一百余种,绝大多数仍是散文类型。可见,中国古代散文种类众多,这种分类虽不免有繁琐之弊,但文人对散文体制的辨析十分精细,不同的散文体式有不同的体制规范,承载着不同的社会功用和审美文化内涵。古人别集多按体编排,也见出重视文章体式的传统。文各有体,体自有别,这是古代散文又一重要特色。 今人散文通史写作大都以作家作品为线索编排,虽能呈现诸家的整体成就,但中国古代众多的散文体式及其源流演化的历史被分割在诸家创作中,显得有些模糊不清。甚至古代许多散文种类,因今人用之甚少,加上被论者所忽略,逐渐湮没无闻。散文史写作大体应揭示古代散文的本来面貌和特性,也应充分阐释古代散文观念的历史演化,因此,古人重视散文流别的观念及其尊体意识应受到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建构以流别为纲的散文通史,使中国古代散文特色得到鲜明呈现,是当今散文史书写者可以斟酌考量的写作思路。事实上,《文心雕龙》已建构了规模庞大的分体文学史,即以文体为主纲,以作家为辅线,追溯每种文体的源流演化史,并对每种文体体制及其所蕴含的文化意蕴进行阐释,这种写作思路对今天的散文史写作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明代唐寅《落霞孤鹜图》。资料图片

编者按

骈文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体和书写方式。近年来,骈文研究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的重要领域。本期的三篇文章,分别从骈文话语的仪式感、六朝骈文理论、骈文史的角度进行了探索,期望这些文章对弄清相关学术问题方面有所帮助,以推动进一步的研究。

骈文在古代长期存在,究竟是什么原因?难道仅仅是写作者个人的审美爱好?或是某一个朝代或时代的审美需要使然?以前我们更多的是从骈文这一写作方式的产生渊源探讨原因。而骈偶现象一直伴随中国书面文学发展,成熟的骈文也延续了漫长的岁月,应该更有内在的制度性原因。我以为,骈文的语言仪式感和文体话语权是被忽略的因素。

骈文是中国言文分离的书面表述系统的产物,书面写作脱离记录口语表述,可以文其言以修饰美化,让文辞整齐而有节奏。这样整齐有规律的语言方式在书面文本表达发展过程中成了最后的共同选择。特别是古代文本书写不使用标点符号,语言表述具有的规律性的节奏方式和停顿方式就成了天然的音韵句读标识,只要有写作经验和阅读语感者自然会掌握文章的句读停顿。当骈体越来越规范为以四六句为主后,社会使用骈体就慢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表达模式,骈文文体就逐渐具有了强势话语的制度性地位。骈体在公文和公共交往中的书面写作方式中就成了人们书面交流时默认的共同话语表达方式,而且成了一种话语仪轨,成为具有语言仪式感的文体,所有的写作者和阅读者以及公文制度都接受认可了,这样就在书面写作系统中成了具有强势话语权的写作文体。

骈文由于节奏而具有了仪式感,这样就助推了骈文的发展和兴盛。比如说四言句由两个二字节奏顿组成,节奏均衡,铿锵有力,最具有庄严感、神圣感,也成了骈文的基本句式。从《尚书》开始,除了叙述性的表述外,先哲先贤的言辞多用四字句。从此官方文书多用四言句成为基本规则,如《虞书·舜典》:“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为什么呢?因为四言句只有两个节奏顿,由两个双音节的词组成,语气非常均衡,体现了平衡对称的古典原则,比较适合体现威严的秩序,所以历代的朝廷文书多用四字句,以体现神圣庄严之感。在祭祀类的颂文里,也多用对偶的四言句,也是因为更能体现祭祀神灵的庄严神圣之感。朝廷的文书也要营造庄严的仪式感,这样骈体成了宫廷文体的基本模式。所以,刘勰论“颂赞”一体说:“所以古来篇体,促而不广,必结言于四字之句,盘桓乎数韵之辞。”四言句短,节奏明快,易记易诵。骈文的六字句也是具有节奏的平衡和均等声韵效果。刘勰《文心雕龙》论“笔句”云:“若夫笔句无常,而字有条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刘勰说的“字有条数”就是文辞规整有定数的特点,“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正是说出了四六句法的音韵特点。“密”是说句子紧凑,但语气又不急促,“格”是说有一定规格定制,但又不长。四六句不短不长,长短结合,交互使用,温文尔雅。这揭示了六朝以后骈文四六句成为文章仪轨的音韵上的原因。所以四六句的形成不是以前所认为和否定的简单的形式主义产物,而是这一文体文辞语言具有庄严的仪式感使然。它是伴随汉代帝制仪式文化强化以后上层社会书面书写文体模式化逐渐成熟的语言文体符号。中华文化传统是礼义之邦。这种礼义是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之间的礼敬关系仪式化。凡是重要的场合都极重视仪式感的仪轨。这种礼义与音乐结合成就了中国礼乐文明。这种礼义与书面写作结合就成就了四六骈体文辞。而这种文辞不是视觉上的阅读接受,而是听觉上的诵读接受,诵读就需要音韵谐美。以四六句为主的骈文就成了必然的产物。

汉代以后随着官方文书体制逐渐规范化,适应朝廷文书表达的文体模式慢慢形成写作规范和模式。骈体这种彰显帝制威严的庄严话语方式逐渐成为约定俗成的写作模式,具有了文体话语权。在汉代开始流行的连珠体就是骈体刚开始成为朝廷文书时文人练习写作的句子段落的练习文体。所以,当骈文成熟后,连珠这种片段的骈体就式微了。这正说明骈文的成熟与成为朝廷公牍写作模式是同步的。六朝时期,受朝廷公牍用骈体的影响,文人的其他公文和公共交往用文体也逐渐骈偶化。隋唐以后,随着选拔朝廷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而带来的科举试策用骈体和律赋用骈体,骈体又进一步影响文人的日常写作。骈体作为应试文章之文体方式,目的是了解举子是否具备写作朝廷公文及一般官方文书所需要的文体技巧。即便是后来提倡古文写作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也是熟悉骈体公文写作的。由于他们早已熟练使用骈体技巧,所以他们在古文写作中也有意识地使用骈句来加强节奏感,增加文气。可以说,文人用骈体是公文的必备写作技巧。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记载了一件司马光与骈体有关的轶事:

神宗即位,首擢公为翰林学士,公力辞,不许。上面谕公:“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公曰:“臣不能为四六。”上曰:“如两汉制诏可也。”公曰:“本朝故事不可。”上曰:“卿能举进士,取髙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趋出,上遣内臣至门,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谢,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怀中,不得已乃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2页)

这是司马光以不会写公文四六婉拒神宗擢其为翰林学士的故事。这说明宋代朝廷文书用骈体是最基本的制度性规范。这种写作技巧也是需要专门的人才的。历代朝廷文书都需要这种具有语言仪式感的文体,可以强化朝廷的庄严仪式感,一直到近代的官方文书都是用骈体写作。这就说明骈体具有的语言仪式感是骈文长期存在和兴盛的最重要原因。

从朝廷的公牍文书下行文的诏令到一般官员公文上行文的奏议章表都采用骈文,说明骈体的流行是因为朝廷公务语境的庄严仪式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语言仪式感。我们从唐代最有影响的中唐“燕许大手笔”、陆贽,到晚唐以骈体写作代言公文做郑亚幕僚的李商隐,可以看出公文文书是骈文应用的大宗,也是古人作为作家存在的主要写作文体。从历代作家别集收录的大量公文来看,就不难理解会骈体写作是古代作家自认为兼济天下、很有立言成就感的作品。“文”在古代本来就是修饰的意思。这种修饰最具有难度、最具有文学成就感的就是骈文。而且骈体文书往往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记录国家重要的治国理政内容,所以作家极为珍视,会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

骈文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文体作为中国书面表达的话语方式,由于中国文化影响力巨大,也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随着科举制度的影响,这种具有仪式感的文体传播到了受中华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并影响了他们国家的话语表述方式。日本不但收藏了大量骈文的总集,也有训练摹写骈文的示范书籍《文林良材》流行,也有本国的骈文作品总集。在朝鲜半岛也有四六文集的流行。在越南也有大量科举考试的骈文写作辅导书籍。这说明在中国古代国力强大的时代,作为文化核心内容的话语表达也随着国家影响力而影响世界。骈文构建了代表中华文化话语权的文体模式,并产生了世界影响。这些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古代的话语方式也模仿并采用中华本土的话语方式,说明具有语言仪式感的骈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符号,代表了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标志性话语文体。

在当今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过程中,中国的文化自信也体现在文化交流中掌握话语权。这种话语权不仅表现在思想和内容的引领上,也要在话语方式上更便捷,更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而作为对语言提炼最规整的语言方式,骈体是最好的选择。最能体现中国智慧的圣贤经典名言多数是用四言或六言的对称句式构建,其简洁明快、易诵易记,体现了中国人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的整体性观照。我们的官方文书不但可以借用骈体古语、先哲名言警句来表达新意,也应该尝试多用这种话语方式来提炼表达关键性核心话语,使表达的思想更简洁、更明朗,更容易传播和记忆。

(作者:莫道才,系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章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项目编号:15ZDB068]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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